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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最大童裝產銷基地—湖州織里抗稅風波
時間:2011-11-07
織里鎮,浙江省湖州市所轄,北依太湖,為水鄉靈秀之地,古因織造業興盛而得名,史料中即有“遍聞機杼聲”的記載。
時至今日,這個浙北古鎮仍興于“織”,為中國最大的童裝產銷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,當地人自稱,“全國兒童身上穿的童裝四件里就有一件是織里造”。
10月26日,一起突發事件打亂了織里鎮繁忙的節奏。
湖州官方通報,10月26日上午,織里鎮在推行童裝加工企業稅收“社會化征管”過程中,上門征收的代征人員因工作方法簡單,引起一外地業主不滿,雙方發生糾紛。
多位安徽業主表示,當事業主被打傷,官方則稱,雙方“互有推搡但均無受傷”。
根據官方通報,當事業主事后糾集百余人聚集鎮政府上訪,要求解決糾紛問題,引發群眾圍觀。
當晚18時許,又有五六百人集聚于富民路一帶,圍觀群眾最多時達數千人。其間有一輛奧迪車因擔心被砸,車主急速駛離,沿途撞倒九人。官方稱傷者送至醫院救治后均無生命危險。不過,有民眾反映有人死亡。
此后,少數人員繼續投擲石塊,打砸路燈、廣告牌、汽車等。
至27日中午,又有部分人員在鎮政府前集聚,其中一些人進入鎮區,攔截車輛、打碎車窗玻璃。在此過程中,一輛警車被點燃,一名民警、三名協警受輕微傷。
此后兩天,緊張氣氛繼續延續,因擔心遭到波及,織里鎮幾乎所有童裝加工廠均停止生產。直到29日,形勢方趨于穩定。官方宣布,截至當晚18時,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1人,行政拘留51人。在多方安撫下,部分童裝企業開始恢復正常生產。
這起看似偶然的事件,暴露的其實是外來人口管理、產業轉型等相互交織的社會矛盾。
萬家小作坊
織里鎮的童裝業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,此后加速發展,80年代后期已占據全國20%的市場份額,至90年代時,中國一度有30%的童裝產自織里。
2002年,織里鎮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、中國服裝協會命名為“中國童裝名鎮”。
織里鎮建筑特色鮮明,一般以四五層樓房為主,且廠店結合——樓上為加工車間,一樓為店鋪,展示自己生產的各式童裝。幾乎每家都有自己的品牌,“小豬班尼”“芝麻開門”“賽洛非”“青蛙王子”等招牌漸次排開。
圍繞童裝生產,織里鎮還衍生出許多配套的產業,如繡花、印染、飾品等。
據湖州市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介紹,織里鎮擁有1.3萬家童裝經營戶,其中直接加工生產童裝的有8700家,其余的則從事童裝的相關配套產業。
織里鎮區周圍星羅棋布的村莊亦成為童裝產業鏈的一部分,幾乎每戶民居均是一個小型童裝加工廠,經營者多為安徽籍的外來農民。他們的經歷頗為類似,一開始在鎮里的服裝廠打工,后來發現自立門戶可以獲利更多,于是紛紛自行開設小作坊,租下當地農民的房子,購置幾臺縫紉機,雇傭幾個工人,有的甚至只是夫妻倆,就組成一個獨立的生產單元。
這些小作坊的經營模式亦如出一轍,加工廠從正規經營戶那里拿到裁好的衣料,按照樣衣組裝成童裝,加工一件獲得數額不等的加工費。
相較于外地人經營小作坊,本地人更多從事承攬訂單的業務,再將訂單轉交給眾多小作坊生產,從而掙取差價。比如,有人以2000元的價格接到200件童裝的訂單,后以6元錢的單價向小作坊下單,最終作坊主可獲得1200元加工費,手握訂單者則賺取800元差價。由于加工業主一般不具備攬單的能力,所以高度依賴于本地的經營者。
“機頭稅”悖論
浙江區域經濟發達,體現為“鄉村小工業的集聚”,其特點是一鄉一品,加工分散。
溫州鹿城區的鞋、眼鏡、打火機,永康小五金,義烏小商品,東陽木雕,織里童裝均為典型代表。
相對于織里鎮上經過正式工商注冊的經營戶,一般的小作坊未經注冊,在早些年,這些作坊并不納稅。但從2008年開始,當地稅務部門開征“機頭稅”,即以作坊中縫紉機的數量作為征稅的依據。
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解釋,因小作坊的營業額不好統計,難以按正常方式征收,“機頭稅”實際上包含了增值稅、所得稅、營業稅、教育附加稅等稅種,“其中既有國稅也有地稅,我們統一折算到機器上,便于操作”。
起初,一臺縫紉機每年的稅款為80元,此后幾乎逐年翻番,2009年是160元,2010年是343元,今年則再次漲至626元。
對于增稅的依據,湖州官方并未公布,金新根則稱,征稅額是根據各種稅收進行綜合折算得出的,但他也沒有透露相關計算標準。
與此相對,織里鎮上經過正式注冊的經營戶,今年的稅收同樣增加不少,“我們按鋪面征稅,去年一間是7000多元,今年漲到了1.3萬元到1.5萬元”。一位本地業主告訴《財經》記者。
金新根認為,織里鎮里的每臺縫紉機,比較熟練的業主一個月最多可以掙到八九千元,平均約六七千元,“比起正規企業的征收標準,每年600多元并不高”。
一位何姓安慶籍業主表示,他一天的凈收入約為200元,折合每個月6000元,這與金新根的估算接近。不過這是在滿負荷的工作下,“一般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,經常嘴里嚼著飯,就坐到了機器前。”何姓業主說。
在織里鎮,一些童裝加工作坊未正式報稅,于是稅收部門通過鎮(鄉)村兩級進行集中征收。
因人手不足,織里鎮還招聘一些代征稅收的協管員,當地將此種征收方式稱為“社會化征管”。金新根介紹說,這種征稅方式在湖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廣泛存在。
據多名業主介紹,在具體征稅過程中,操作上存在著較大的隨意性。有一些征收人員在收取稅款后,并不向業主開具正規發票,只開一張收據,收據上名稱一欄只有一個大大的“稅”字。吳興區一位相關負責人解釋,這只是先把錢收上去,以后再開發票。
而在繳稅者看來,征稅人員不開發票,有避賬嫌疑。但是否有人從中牟私,卻無從查證。
根據當地政策,“機頭稅”按5臺縫紉機起征,這意味著如果一家小作坊,即使只有兩臺機器,也要按5臺機器交稅,許多作坊業主認為,這種征稅方式并不公平。
其次,在數額認定上也有人為彈性。一位張姓業主夫妻有兩臺機器,按照去年每臺300多元,5臺起征的標準,他們應當繳納1715元稅款,但收稅人員說他夫婦倆“不容易”,最后只收了800元。“有的人給征稅的人買條煙,也可以少交千兒八百元。”張姓業主稱。
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主任魏江認為,針對作坊式生產的特性,按照機器來征稅并非不可行,但稅收的數額標準如何估算,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關鍵。
財政部財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此分析,對于小微企業,無法仔細核算增值額、營業額,只能大概劃一條線,當地的做法具有包稅的性質。這種方式在全國具有普遍性。而在織里,將其具體化,落到了機器上。但是,應該有合理的起征標準,比如五臺起征可以,但一兩臺機器也按五臺征,就不合理。
對于征稅憑據,賈康認為,織里小作坊雖然沒有規范的工商登記,稅務機關也不應該沒有規范的征收手續。但在征收當中需要有個完稅憑證,征稅人員領走了多少,上交了多少,可以兩頭對賬,才能確保稅收進入國庫。一般的收據難以證明這一點,這方面的不規范,亦給征稅人員截留稅收留下了空間。
稅收的增長雖是引發沖突的原因之一,但是在多位業主看來,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征稅人員在征收過程中的簡單粗暴。
“如果他們態度好一點,大家是會繳納這筆錢的。”王母北斗村的一位安慶籍業主說。
事后,官方也承認這點,織里鎮10月28日發布公告稱,“稅收協管員許榮泉因工作不細,方法簡單,經研究已予以解聘。”今年剛剛開始的征稅工作也被叫停。
產業升級壓力
在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的解釋中,增稅是出于童裝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。
他表示,織里童裝業雖在不斷擴大,但總體上是落后的,主要就表現在小作坊的生產方式上。“到目前為止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只有一家,2000萬元以上的20家左右。其余絕大多數是家庭作坊式的。”
在金新根看來,作坊式的生產既影響產業效率,也影響當地稅收。“織里童裝業用地是8平方公里,約合1.2萬畝,每年稅收總額是1.73億元,其中童裝生產企業占1億元左右。算下來,每畝上交的稅收每年1萬元多一點。”金新根認為,相比于規模大的企業,童裝企業的單位面積的稅收產出非常低下,他以當地的上市公司棟梁新材(SH.002082)為例,每畝土地每年創造稅收為18萬元。“另一家大型紡織企業,每畝土地最高時創造稅收74萬元,平常年份也有三四十萬。”
近年來,湖州市一直謀求對織里童裝產業提升,希望能夠通過扶植大企業來帶動產業升級。金新根稱,政府的努力取得一定效果,但總體而言卻并不理想。“其原因就是大量的家庭作坊生產方式的存在。”
這位副區長認為,規模化企業,必須標準化生產,面料、印染、標識等都有較高標準,但是家庭作坊則往往以次充好,甚至出現添加黑心棉等不良行為。此外,家庭作坊對正規的服裝企業造成很大沖擊,“在很多要素配置當中,家庭作坊處于優先的地位,比如房租,周邊農村很多是空殼村,租金價格便宜,電價按照生活用電收取,價格低于工業用電,這樣一來,他們的產品自然比正規企業的便宜。”
在當地官員的邏輯中,“保護落后就相當于限制了先進”。他們認為,一直容忍家庭作坊的存在,相當于向這一群體提供了隱性補貼。出于產業升級的需要,一方面要扶強,另一方面要取消這種隱性的補貼。
“稅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手段,該收的稅要收上來,形成倒逼機制,如果連稅收都交不起,那么也就沒有在這里存在的必要,你可以轉移到其他地區去。”金新根說。
在浙江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魏江看來,上述邏輯卻站不住腳。他認為,產業轉型升級并不是問題,但不能以增稅的方式來實現,政府可以考慮給農戶更好的空間,比如修建規模化的廠房,然后租給農戶,鼓勵集約,規模化生產,“將稅收與產業升級相掛鉤是牽強的,也難以發揮作用”。
賈康也認為,把征稅與產業升級聯系起來并不合理。他認為:“這類企業目前最大的功能還是保證就業,讓大家有飯吃。”
外來人口挑戰
織里的抗稅事件發展到后期,一度演變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互相攻擊,其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矛盾。
織里鎮全鎮轄46個行政村,11個居委會;總人口30余萬人,其中戶籍人口10萬人,外來常住人口超過20萬人。外來人口中以安徽人為最多,安徽人中又以安慶人居多。
在織里,盡管外來人口多于本地人口,但是在心理上他們處于弱勢地位。本地人也對外來人口存在偏見。在事件發生后,有網友在南太湖論壇上發文說,“我更加鄙視和唾棄安徽人。”
事件過程中,口水戰不斷。
有安徽的作坊主稱,26日撞倒九人的奧迪車主曾說,“撞的就是你們安徽人”,他們還稱,當天晚上,在處理沖突過程中,有當地人表示,“你們如果不想干,可以滾回安徽去”。這些并未被證實的傳言結果刺激了一些人的行為走向暴力化。
反之,安徽人的打砸行為又激起本地人的反彈。
28日晚10時,當警方抓獲兩名參與打砸行為的安徽人后,圍觀的本地人群爆發出陣陣掌聲。
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錢文榮長期關注城市化問題。他表示,近年來,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,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沖突明顯增多,需要特別關注。“這首先是一個文化心理習慣的沖突。外地人來到一個新地方,即使當地的處理是公平的,心理上仍會覺得受到欺負。”
更重要的是,在現實中,制度保障的缺乏,令外來人口無法產生歸屬感。
在織里鎮,也體現了這種特點,以外來人口為主的作坊業主和打工者在當地難以享受公共服務。比如,子女入學就困難重重。北斗王母村的何姓業主說,他的老鄉們一般在孩子入學前將孩子帶在身邊,一到上學年齡,就送回老家,“上這邊的學校要交借讀費,回老家可以免費。”
浙江絲綢之路控股集團董事長、湖州市吳興區政協常委凌蘭芳也認為,外來農民工長期在底層打工,醫療、教育、居住等各方面都無法與本地居民獲得同樣待遇,這些因素使得他們無法與當地融合。一旦有風吹草動,隨意性和破壞性就顯現出來了。“他們在老家是農民,在這里是游民。”
但是,因公共服務涉及地方財政的投入,目前讓外地人享受與本地人同等的公共服務,這一目標在現實中難以實現。
錢文榮認為,在這種情況下,一是需要由中央層面統一協調,在最基本的社會保障,比如醫療教育方面加大投入,實現全國統一覆蓋。二是各地根據不同的社會保障標準,補貼差額部分,這樣比全盤交由流入地政府解決,更具操作性。
另一方面,錢文榮認為,應當鼓勵和吸納外來人口進入到社會管理體系當中。
錢文榮曾考察過浙江諸暨市的一個案例,當地從外來人口的流出地請來兩位民警參與本地的管理,這讓外來人口心理上感到一種公平感。“需要制度設計來激發他們的歸屬感”。
10月29日,因擔心安全問題,北斗王母村的何姓業主將妻子和堂妹送回了老家,他說,明年自己可能也會離開織里。
凌蘭芳表示,正是外來人口帶來了織里的繁榮,他們一旦撤離,繁榮就失去了基礎。據初步估計,織里全鎮停工一天,經濟損失以億元計。
凌蘭芳認為,征稅風波再一次表明需要擯棄既有發展模式,走產業群合理分工的道路。“把外來工變成正式產業工人,享受勞動尊嚴,這樣才能讓創業者、打工者、經營者都有積極性。”
吳興區政府也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
在征稅風波發生后,區政府派出幾乎所有機關干部前往村和社區,挨家挨戶進行安撫,希望他們盡快復工,并留住他們。
時至今日,這個浙北古鎮仍興于“織”,為中國最大的童裝產銷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,當地人自稱,“全國兒童身上穿的童裝四件里就有一件是織里造”。
10月26日,一起突發事件打亂了織里鎮繁忙的節奏。
湖州官方通報,10月26日上午,織里鎮在推行童裝加工企業稅收“社會化征管”過程中,上門征收的代征人員因工作方法簡單,引起一外地業主不滿,雙方發生糾紛。
多位安徽業主表示,當事業主被打傷,官方則稱,雙方“互有推搡但均無受傷”。
根據官方通報,當事業主事后糾集百余人聚集鎮政府上訪,要求解決糾紛問題,引發群眾圍觀。
當晚18時許,又有五六百人集聚于富民路一帶,圍觀群眾最多時達數千人。其間有一輛奧迪車因擔心被砸,車主急速駛離,沿途撞倒九人。官方稱傷者送至醫院救治后均無生命危險。不過,有民眾反映有人死亡。
此后,少數人員繼續投擲石塊,打砸路燈、廣告牌、汽車等。
至27日中午,又有部分人員在鎮政府前集聚,其中一些人進入鎮區,攔截車輛、打碎車窗玻璃。在此過程中,一輛警車被點燃,一名民警、三名協警受輕微傷。
此后兩天,緊張氣氛繼續延續,因擔心遭到波及,織里鎮幾乎所有童裝加工廠均停止生產。直到29日,形勢方趨于穩定。官方宣布,截至當晚18時,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1人,行政拘留51人。在多方安撫下,部分童裝企業開始恢復正常生產。
這起看似偶然的事件,暴露的其實是外來人口管理、產業轉型等相互交織的社會矛盾。
萬家小作坊
織里鎮的童裝業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,此后加速發展,80年代后期已占據全國20%的市場份額,至90年代時,中國一度有30%的童裝產自織里。
2002年,織里鎮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、中國服裝協會命名為“中國童裝名鎮”。
織里鎮建筑特色鮮明,一般以四五層樓房為主,且廠店結合——樓上為加工車間,一樓為店鋪,展示自己生產的各式童裝。幾乎每家都有自己的品牌,“小豬班尼”“芝麻開門”“賽洛非”“青蛙王子”等招牌漸次排開。
圍繞童裝生產,織里鎮還衍生出許多配套的產業,如繡花、印染、飾品等。
據湖州市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介紹,織里鎮擁有1.3萬家童裝經營戶,其中直接加工生產童裝的有8700家,其余的則從事童裝的相關配套產業。
織里鎮區周圍星羅棋布的村莊亦成為童裝產業鏈的一部分,幾乎每戶民居均是一個小型童裝加工廠,經營者多為安徽籍的外來農民。他們的經歷頗為類似,一開始在鎮里的服裝廠打工,后來發現自立門戶可以獲利更多,于是紛紛自行開設小作坊,租下當地農民的房子,購置幾臺縫紉機,雇傭幾個工人,有的甚至只是夫妻倆,就組成一個獨立的生產單元。
這些小作坊的經營模式亦如出一轍,加工廠從正規經營戶那里拿到裁好的衣料,按照樣衣組裝成童裝,加工一件獲得數額不等的加工費。
相較于外地人經營小作坊,本地人更多從事承攬訂單的業務,再將訂單轉交給眾多小作坊生產,從而掙取差價。比如,有人以2000元的價格接到200件童裝的訂單,后以6元錢的單價向小作坊下單,最終作坊主可獲得1200元加工費,手握訂單者則賺取800元差價。由于加工業主一般不具備攬單的能力,所以高度依賴于本地的經營者。
“機頭稅”悖論
浙江區域經濟發達,體現為“鄉村小工業的集聚”,其特點是一鄉一品,加工分散。
溫州鹿城區的鞋、眼鏡、打火機,永康小五金,義烏小商品,東陽木雕,織里童裝均為典型代表。
相對于織里鎮上經過正式工商注冊的經營戶,一般的小作坊未經注冊,在早些年,這些作坊并不納稅。但從2008年開始,當地稅務部門開征“機頭稅”,即以作坊中縫紉機的數量作為征稅的依據。
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解釋,因小作坊的營業額不好統計,難以按正常方式征收,“機頭稅”實際上包含了增值稅、所得稅、營業稅、教育附加稅等稅種,“其中既有國稅也有地稅,我們統一折算到機器上,便于操作”。
起初,一臺縫紉機每年的稅款為80元,此后幾乎逐年翻番,2009年是160元,2010年是343元,今年則再次漲至626元。
對于增稅的依據,湖州官方并未公布,金新根則稱,征稅額是根據各種稅收進行綜合折算得出的,但他也沒有透露相關計算標準。
與此相對,織里鎮上經過正式注冊的經營戶,今年的稅收同樣增加不少,“我們按鋪面征稅,去年一間是7000多元,今年漲到了1.3萬元到1.5萬元”。一位本地業主告訴《財經》記者。
金新根認為,織里鎮里的每臺縫紉機,比較熟練的業主一個月最多可以掙到八九千元,平均約六七千元,“比起正規企業的征收標準,每年600多元并不高”。
一位何姓安慶籍業主表示,他一天的凈收入約為200元,折合每個月6000元,這與金新根的估算接近。不過這是在滿負荷的工作下,“一般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,經常嘴里嚼著飯,就坐到了機器前。”何姓業主說。
在織里鎮,一些童裝加工作坊未正式報稅,于是稅收部門通過鎮(鄉)村兩級進行集中征收。
因人手不足,織里鎮還招聘一些代征稅收的協管員,當地將此種征收方式稱為“社會化征管”。金新根介紹說,這種征稅方式在湖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廣泛存在。
據多名業主介紹,在具體征稅過程中,操作上存在著較大的隨意性。有一些征收人員在收取稅款后,并不向業主開具正規發票,只開一張收據,收據上名稱一欄只有一個大大的“稅”字。吳興區一位相關負責人解釋,這只是先把錢收上去,以后再開發票。
而在繳稅者看來,征稅人員不開發票,有避賬嫌疑。但是否有人從中牟私,卻無從查證。
根據當地政策,“機頭稅”按5臺縫紉機起征,這意味著如果一家小作坊,即使只有兩臺機器,也要按5臺機器交稅,許多作坊業主認為,這種征稅方式并不公平。
其次,在數額認定上也有人為彈性。一位張姓業主夫妻有兩臺機器,按照去年每臺300多元,5臺起征的標準,他們應當繳納1715元稅款,但收稅人員說他夫婦倆“不容易”,最后只收了800元。“有的人給征稅的人買條煙,也可以少交千兒八百元。”張姓業主稱。
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主任魏江認為,針對作坊式生產的特性,按照機器來征稅并非不可行,但稅收的數額標準如何估算,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關鍵。
財政部財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此分析,對于小微企業,無法仔細核算增值額、營業額,只能大概劃一條線,當地的做法具有包稅的性質。這種方式在全國具有普遍性。而在織里,將其具體化,落到了機器上。但是,應該有合理的起征標準,比如五臺起征可以,但一兩臺機器也按五臺征,就不合理。
對于征稅憑據,賈康認為,織里小作坊雖然沒有規范的工商登記,稅務機關也不應該沒有規范的征收手續。但在征收當中需要有個完稅憑證,征稅人員領走了多少,上交了多少,可以兩頭對賬,才能確保稅收進入國庫。一般的收據難以證明這一點,這方面的不規范,亦給征稅人員截留稅收留下了空間。
稅收的增長雖是引發沖突的原因之一,但是在多位業主看來,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征稅人員在征收過程中的簡單粗暴。
“如果他們態度好一點,大家是會繳納這筆錢的。”王母北斗村的一位安慶籍業主說。
事后,官方也承認這點,織里鎮10月28日發布公告稱,“稅收協管員許榮泉因工作不細,方法簡單,經研究已予以解聘。”今年剛剛開始的征稅工作也被叫停。
產業升級壓力
在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的解釋中,增稅是出于童裝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。
他表示,織里童裝業雖在不斷擴大,但總體上是落后的,主要就表現在小作坊的生產方式上。“到目前為止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只有一家,2000萬元以上的20家左右。其余絕大多數是家庭作坊式的。”
在金新根看來,作坊式的生產既影響產業效率,也影響當地稅收。“織里童裝業用地是8平方公里,約合1.2萬畝,每年稅收總額是1.73億元,其中童裝生產企業占1億元左右。算下來,每畝上交的稅收每年1萬元多一點。”金新根認為,相比于規模大的企業,童裝企業的單位面積的稅收產出非常低下,他以當地的上市公司棟梁新材(SH.002082)為例,每畝土地每年創造稅收為18萬元。“另一家大型紡織企業,每畝土地最高時創造稅收74萬元,平常年份也有三四十萬。”
近年來,湖州市一直謀求對織里童裝產業提升,希望能夠通過扶植大企業來帶動產業升級。金新根稱,政府的努力取得一定效果,但總體而言卻并不理想。“其原因就是大量的家庭作坊生產方式的存在。”
這位副區長認為,規模化企業,必須標準化生產,面料、印染、標識等都有較高標準,但是家庭作坊則往往以次充好,甚至出現添加黑心棉等不良行為。此外,家庭作坊對正規的服裝企業造成很大沖擊,“在很多要素配置當中,家庭作坊處于優先的地位,比如房租,周邊農村很多是空殼村,租金價格便宜,電價按照生活用電收取,價格低于工業用電,這樣一來,他們的產品自然比正規企業的便宜。”
在當地官員的邏輯中,“保護落后就相當于限制了先進”。他們認為,一直容忍家庭作坊的存在,相當于向這一群體提供了隱性補貼。出于產業升級的需要,一方面要扶強,另一方面要取消這種隱性的補貼。
“稅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手段,該收的稅要收上來,形成倒逼機制,如果連稅收都交不起,那么也就沒有在這里存在的必要,你可以轉移到其他地區去。”金新根說。
在浙江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魏江看來,上述邏輯卻站不住腳。他認為,產業轉型升級并不是問題,但不能以增稅的方式來實現,政府可以考慮給農戶更好的空間,比如修建規模化的廠房,然后租給農戶,鼓勵集約,規模化生產,“將稅收與產業升級相掛鉤是牽強的,也難以發揮作用”。
賈康也認為,把征稅與產業升級聯系起來并不合理。他認為:“這類企業目前最大的功能還是保證就業,讓大家有飯吃。”
外來人口挑戰
織里的抗稅事件發展到后期,一度演變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互相攻擊,其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矛盾。
織里鎮全鎮轄46個行政村,11個居委會;總人口30余萬人,其中戶籍人口10萬人,外來常住人口超過20萬人。外來人口中以安徽人為最多,安徽人中又以安慶人居多。
在織里,盡管外來人口多于本地人口,但是在心理上他們處于弱勢地位。本地人也對外來人口存在偏見。在事件發生后,有網友在南太湖論壇上發文說,“我更加鄙視和唾棄安徽人。”
事件過程中,口水戰不斷。
有安徽的作坊主稱,26日撞倒九人的奧迪車主曾說,“撞的就是你們安徽人”,他們還稱,當天晚上,在處理沖突過程中,有當地人表示,“你們如果不想干,可以滾回安徽去”。這些并未被證實的傳言結果刺激了一些人的行為走向暴力化。
反之,安徽人的打砸行為又激起本地人的反彈。
28日晚10時,當警方抓獲兩名參與打砸行為的安徽人后,圍觀的本地人群爆發出陣陣掌聲。
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錢文榮長期關注城市化問題。他表示,近年來,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,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沖突明顯增多,需要特別關注。“這首先是一個文化心理習慣的沖突。外地人來到一個新地方,即使當地的處理是公平的,心理上仍會覺得受到欺負。”
更重要的是,在現實中,制度保障的缺乏,令外來人口無法產生歸屬感。
在織里鎮,也體現了這種特點,以外來人口為主的作坊業主和打工者在當地難以享受公共服務。比如,子女入學就困難重重。北斗王母村的何姓業主說,他的老鄉們一般在孩子入學前將孩子帶在身邊,一到上學年齡,就送回老家,“上這邊的學校要交借讀費,回老家可以免費。”
浙江絲綢之路控股集團董事長、湖州市吳興區政協常委凌蘭芳也認為,外來農民工長期在底層打工,醫療、教育、居住等各方面都無法與本地居民獲得同樣待遇,這些因素使得他們無法與當地融合。一旦有風吹草動,隨意性和破壞性就顯現出來了。“他們在老家是農民,在這里是游民。”
但是,因公共服務涉及地方財政的投入,目前讓外地人享受與本地人同等的公共服務,這一目標在現實中難以實現。
錢文榮認為,在這種情況下,一是需要由中央層面統一協調,在最基本的社會保障,比如醫療教育方面加大投入,實現全國統一覆蓋。二是各地根據不同的社會保障標準,補貼差額部分,這樣比全盤交由流入地政府解決,更具操作性。
另一方面,錢文榮認為,應當鼓勵和吸納外來人口進入到社會管理體系當中。
錢文榮曾考察過浙江諸暨市的一個案例,當地從外來人口的流出地請來兩位民警參與本地的管理,這讓外來人口心理上感到一種公平感。“需要制度設計來激發他們的歸屬感”。
10月29日,因擔心安全問題,北斗王母村的何姓業主將妻子和堂妹送回了老家,他說,明年自己可能也會離開織里。
凌蘭芳表示,正是外來人口帶來了織里的繁榮,他們一旦撤離,繁榮就失去了基礎。據初步估計,織里全鎮停工一天,經濟損失以億元計。
凌蘭芳認為,征稅風波再一次表明需要擯棄既有發展模式,走產業群合理分工的道路。“把外來工變成正式產業工人,享受勞動尊嚴,這樣才能讓創業者、打工者、經營者都有積極性。”
吳興區政府也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
在征稅風波發生后,區政府派出幾乎所有機關干部前往村和社區,挨家挨戶進行安撫,希望他們盡快復工,并留住他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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